最后，为保证预置的技术过程在不同个案中的反复适用，排除需依主观标准具体化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情形，以及原则上排除行政裁量行为。

四、回应逻辑：契合社会场景变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此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还需要防范风险对人大系统本身的影响。

（二）推进国家治理规范化 国家治理规范化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可以说，国家治理任务塑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把预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因此，未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应当实现公众参与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型，扩大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功能分化的社会促使立法活动对社会子系统进行分类治理、精准治理。

根据新时代的社会特征而进行制度调适，以回应制度所肩负的时代需求。由此，数字社会、风险社会、功能 分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构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扎根的基本社会事实，也构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不得不因应的时代特征。权利概念就成为不同于其他背景性理由的独立理由，而通常具有排除集体目标等相反背景性理由的能力。

这两种理论都坚持权利的单一功能的考量，霍菲尔德意义上的请求和豁免更容易通过利益论得以解释，而特权和权力更容易通过意志论得以解释，在第三人获益、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权利、不可放弃的权利等问题上，两种理论的解释力也相互补强。行为的时间和行为的场所也要考虑其中，例如隐私权，较之在私人场所中，在公共场所中的隐私受到的限制要更大。杨立新：《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立法的创新发展》，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4期。房绍坤、曹相见：《法人人格权的立法论分析》，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如果行为人是消费者，较之行为人是同业竞争者，基于消费者保护的价值，其需要得到更高一些的保护，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一般不构成侵害他人人格权。因此，为了实现对人格权益的充分保护，德国法就只能通过基本权利的价值预设，创设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将一般人格权作为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其他权利，从而实现对人格权益的保护，同时将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区别开来，从而不违反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前提下的司法适用方法。

同时，请求和豁免涉及我享有要你做什么的权利，而特权和权力涉及我有做什么的权利。[34] 因此，《民法典》在对自然人的人格权予以不完全列举的同时，第110条第2款删除了原《民法总则》第110条第2款中的等，对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人格权予以完全列举。[11]意志论认为，权利主要是保护个人的意志或者选择。人格权最为重要的目的是维护人格尊严，其仍然是以自然人的人格权为规范的重心。

人的尊严包括了不受支配、不受歧视、免于伤害，捍卫了人自由参与生活的可能。同样，《民法典》第1005条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它危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据此，可以图示如下： （二）人格权概念的规范力与指向性义务 人格权作为一项权利，所涉及的利益（简称为人格利益）需要被保护，这当然存在诸多背景性理由。最为典型的是第998条的规定。

胡静：《环境权的规范效力：可诉性和具体化》，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39] 同样观点，参见孟勤国、牛彬彬：《论物质性人格权的性质与立法原则》，载《法学家》2020年第5期。

就此，如上文所述，人格权对应着指向性义务，则权利人放弃不可放弃的人格权，就意味着解除了义务人基于权利所负有的指向性义务，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也解除了义务人基于其他背景性理由所负有的非指向性义务。三是侵害人格权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后果越来越严重。

但是，除此之外，首先，基本权利还强调了国家对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的保障义务，国家要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保障，通过立法予以保障是实现国家保障义务的重要方式之一，宪法的这些规定应当通过法律的具体规定予以落实。[19]但是，韦伯在分析现代社会时，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理性化，世界图像逐渐合理化或理性化，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被解体，知识论上的祛魅和世俗化所伴随的是政治和社会的官僚制化，包括法律本身的可预测性、专业知识的统治等，形式合理性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区分权利的类型、内容和权利侵害的程度、转让的方式等，权利人有可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或者其他利益，在明确知情的情况下，基于个人的自由决定，合比例地在一定时间内放弃特定范围的人格利益，这并未根本上抵触个人自决的自由原则和人格尊严的价值目标，反而是维护人之尊严的具体表现。甚至，法国和德国在二战后都曾经进行过人格权立法的多次努力，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立法努力最终没有成功。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权当然具有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能够对抗国家的不当侵犯。[31] 参见姚辉：《当理想照进现实：从立法论迈向解释论》，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

根据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第6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解释的职权，但自现行宪法诞生39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通过标明为宪法解释的文件公布过一起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宪法解释，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因此，要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和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实质性宪法解释问题。

除非依据法定程序撤销法律事实认定效力，否则依法认定的法律事实就会产生法律上的效力，直接影响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行使和义务履行以及公权力机关职责的履行。二是为了保证宪法解释制度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必须在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的基础上，对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宪法解释文件进行严格的编号，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令1号开始依次顺排，便于国家机关和社会公众在了解、学习和引用宪法解释时查询、理解和掌握。

该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了维护司法审判机关在认定事实方面的法律权威，在法理上就产生了与客观发生的行为或事件相对应的法律事实概念。

（六）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制作的公务文件 虽然现行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宪法解释职权，但实践中可能涉及宪法解释的事项通常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先行处理。我国传统宪法学理论体系中并没有宪法事实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在宪法解释的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尚未区分的前提下，要构建宪法解释制度自然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要依据宪法的规定来制定，要对宪法文本中比较抽象的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进行相应地细化和具体化。同样是根据该宪法，宪法解释结果也可以独立于宪法文本存在，宪法解释行为自然与宪法解释结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规定的人民权利和国民义务，充分体现了《共同纲领》的意识形态特征。

二是在宪法规范的确定性比较肯定的情形下，针对受审查的法律规范或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规范的要求作出明确的判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法解释职权的过程中，如果不能以公开明示且无可争议的程序和形式来公布具有正式法律效力的宪法解释文件，实践中存在的所谓宪法解释，只能停留在实质性宪法解释层面，而不具有制度上的普遍拘束力。

四、实质性宪法解释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特征 宪法解释作为一项独立的宪法制度，只规定在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相关宪法内容含义所作的解释和说明，始终存在于各种类型、不同效力的法律文件中。（二）宪法解释作为法律事实的认定方式、标准及意义 在我国，制度意义上的宪法解释一词，最早见于1978年宪法第25条第3项。

从法律事实的主客观特性来看，构成法律事实需要具备两方面基本要素：一是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律事实概念存在的制度意义，是为了在司法审判中实现法治主义所追求的正义价值。人民法院宣告的失踪，只是法律上认可的失踪，是一种法律事实，其并不等同于客观上的失踪。很显然，监察法第3条针对现行宪法第123条规定的国家的监察机关又作了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国家的监察机关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

该解释文件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九）项的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行使管理国家对外事务的职权，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属于国家对外事务中的外交事务范畴，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统一实施。法律事实被证成的过程，就是确认事实上发生和存在的行为或事件与法律规范的程序性要求和实体性要求完全一致。

例如，2018年修正后的现行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从实践来看，根据现行宪法规定唯一享有宪法解释职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目前很难在制度机制上有效区分表现宪法解释结果的法律文件，普通立法、专门决定以及其他相关文件中都出现了实质性宪法解释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承载宪法解释结果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具体有以下几类。客观事实是客观发生的行为和事件，并不以任何对客观事实的价值评价为前提，而法律事实必须是法律所规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客观事实。